【作者简介】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2020年3月21日南大华智研究院举办的“疫情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线研讨会发言精编
对疫情持续蔓延给未来世界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要给予充分估计。我想强调的是，它已超出公共卫生安全的意义，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深刻影响。继“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次疫情危机已经把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失序一面充分暴露出来，也可能会推动国际秩序发生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急剧调整，其方向未必是令人乐观的。冷战结束以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收缩、“打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发展动力和国际上乐观主义情绪、心态会大大减退，有的势头甚至会暂时消失。如果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和大国之间的协作不能及时跟进，不管是控制疫情发展，还是避免全球经济的大衰退，都将十分困难。有人已经发出类似“大萧条”的危机预警了，我以为如果没有新的有效机制出来挽救，那么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当代世界确实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能不能变“危”为“机”，考验各国的良知和远见。这个时候，国际组织、多边机制或者进一步瘫痪、消散，或者在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支持下实现革故鼎新。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比较悲观，至少美国不仅自顾不暇，而且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消极和不愿意担当。欧洲也如此，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在忙于自救，甚至出现“恶性竞争”。如果大家都还难以跳出这个混乱的局面，那么世界经济的风险无疑就会进一步增大。
接下来的麻烦是疫情发展和控制过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各国的判断、应对方案和资源水平、行动能力参差不齐，二是由于无法彻底切断病毒传导路径，疫情在全球各部分之间反复“外溢”，“错峰上班”的可能性就难以排除，这样就会无限延宕人们生产、生活回归常态的步调。这一新的“全球化”现象持续不治，产业链就必然大幅度萎缩，各国之间经济和社会交往更加困难。在相互依存度失去“光环”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可能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退潮就会是大概率事件。
目前欧洲是全球疫情爆发的“震中”，下面谈谈欧洲形势发展的评估。
首先，欧洲一体化机制在这次防疫过程中暴露了它的短板。到了“战疫”的关键时候，它只出台了笼统的指导性原则，难以发挥集中统一的统领作用，也没能提供专业化标准和资金、物资等“硬核”公共产品。这不仅是由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结构造成其权威性、直接行动力的天然不足，同时也表明40多年的一体化发展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和平红利的分享上，并没有高度重视非常态情况下的危机管理问题，而新冠疫情恰恰是借助成员之间的大开放、大联合、大流通之便得以迅速蔓延，使欧洲各国反受其累。在重大灾难面前，民族国家再度显示其主导性力量，而超国家治理架构则处境尴尬。所以，这次抗疫经历有可能造成欧洲国家两个方向的选择，一是接受教训，“亡羊补牢”，推动区域一体化迈上新的台阶，二是对欧洲社会“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再度抬头，“离散”心理加重，一体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弱。从经济上来说，欧洲企业深感产业链太长之痛，对之缩短和重组势在必行。在此压力下，欧洲经济的内外联系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变化，资金、技术和产能的转移是否会“向内看”，发达经济体是否会推行全面的“再工业化”，这个过程会不会造成某些国家的大规模失业和社会问题等等。总之，欧洲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的低增长问题会在疫情过后加重，结构性调整的难度很大，其在世界经济板块中作用会继续下降，这种前景是比较确定的。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次疫情危机对欧洲传统上自我中心的傲慢心态打击沉重。当然，各个国家的程度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人们会反思，长达70多年的和平之下，历史灾难的记忆远去了，忧患就这么突然变成现实。在大灾大疫面前，人性再次受到拷问，制度受到最严酷的考验，各种答案都会浮起来。随着疫情后续发展，及至危机过后，人们对国家的治理模式和欧盟的治理效率都会有所反思和批评，而且还可能由此延伸到对欧洲以外的看法、反思。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人会更加冷静地看中国、美国和世界。或许他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对中国另眼相看，更也会完全站到中国一边，但实际上看到中国制度优越性和效率的人会多起来。如果他们更多地平视中国，那么其对华“暗度陈仓”的心机就会增加。从未来外交态势看，我猜测欧洲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多样化转向，欧盟成员国出于各自的疫后恢复需要，优先选择不同的对外合作策略，双边形式可能多于多边形式，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框架会进一步削弱。
展望一下形势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对全球体系性大变，现在议论比较多，大家对欧美现阶段的乱局和爆发的综合性状况评价不一，对最坏情况的发生还是思想准备不足。发达经济体、主要战略力量是否由此加速滑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从20世纪初到1945年，美国走向舞台中心经过了一个反复踌躇，水到渠成的漫长过程，不仅是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为前提，更重要的是国内通过前后几波大辩论，加上外部刺激（二战形势的压力和“珍珠港事件”）才最终达成。我们才刚刚进入小康阶段，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再有一点，就是疫情会不会引发极端事件发生？在欧美文化里，从霍布斯到孟德斯鸠都非常强调“绝对权力”和“绝对道德”，从那时候起西方始终自认代表了先进的制度和道德，因此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他们骨子里最深处的自信。万一疫情导致美国的大溃败，它心底的那种“决斗”意识会不会占了上风？决斗文化中国没有，西方是有的。既然说疫情大难给世界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就得做一些最坏的打算。从前我们总说，只有“以革命的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和平才有保证”。现在我们至少不能放弃这方面的预想和预案。
对于客观形势发展的严重性、深刻性一定要有充分的预估。现在该做些不好的推断，当然也不是凭空瞎想。有些形势的变化是系统性的多重因素促成的，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大概几十年会来一次深度调整，“洗牌”。当下这轮全球化的高潮几年前就明显退下来了，中国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拼力地想再维持一段。这次大疫恐怕会造成全球化“脱轨”，也是和前一时期它的收缩、调整、深化，包括挤泡沫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因此，有其“不可抗力”。所以，我觉得全球化进入低潮是已经可见的图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