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此发言稿的部分内容曾载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19年6月第一期。现文为2019年7月在一次中日对话会上的发言。
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与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2019年以来两国关系继续改善向好。6月底，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在大阪 G20峰会期间再次会面，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重大变化，就进一步深化中日关系达成十点共识，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
两国元首的共识为中日安全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就当前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来说，要实现双方共同提出的“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仍任重道远；若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相比，中日安全关系更是明显的短板。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双方的海上争端仍然严重存在。双方的海上争端包括在东海围绕岛礁归属的领土主权争端，关于EEZ的划界争议，因防空识别区交叉而形成的空中博弈，以及中国海空军从日本列岛的国际通道进入西太平洋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派舰巡游南海、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所引起的双方的安全关切等。这些海上争端不会因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而消失，仍有较高的安全风险。
第二，两国已形成的军事对峙难以在短期内消除。2012年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曾走到军事冲突的边缘，双方在战后首次形成了直接军事对峙。相比而言，日本比中国走得更远。近年来，日本的防务政策、兵力部署已做出重大调整，明确把重点转向西南方向，主要针对中国。而在此前，日本的主要防范对象一直是苏联、俄罗斯。
第三，双方的战略互疑主要在安全领域。在日本，“中国军事威胁论”仍居高不下。在中国，对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寻求做军事大国的担心也继续存在。双方对对方的安全防务政策都有很多关切与疑虑。对于2018年12月日本内阁新颁布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5年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方曾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第四，中日在地区安全机制上存在很大分歧。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将之视为地区安全的基轴。中国却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双边军事同盟不干涉他国内政，增加透明度，避免对抗性，才能为地区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五，中日防务对话交流的恢复、发展滞后。2019年以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今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参加了中国海军节阅兵式。中日双方已确定年内日防相访华，并就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自卫队统合幕僚长互访达成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这一重要对话机制尚未恢复（2012年中止）。双方正式对话的层级仍然偏低。而较早得以恢复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和中日安全对话都是以外交部门主导的对话。
第六，与两国海上争端风险相比，中日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去年6月，经历11年之久，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终于启动。但其内容十分单薄，相关热线也迟迟未能开通。除此之外，中日安全部门之间再无其他双边危机管控机制。中日危机管控机制与中美、日俄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存在很大的差距。
此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三大摩擦点之一。近三年来，由于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权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美特朗普上台后不断提升对台关系（美国会更接连通过一系列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的涉台法案），台海形势重新恶化，日益紧张。中日安全关系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然而，在看到中日两国间仍存在许多安全分歧的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双方拥有的许多重大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包括：坚持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维护地区与全球的和平发展；应对严重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强全球治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体制；维护国际海上通道的自由通畅与安全；促进大国关系的协调合作、稳定均衡发展等。双方的共同利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还在增长。这为双方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下面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中日防务安全对话交流、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提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双方应尽快重启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为恢复、发展两国防务交流做出积极规划与推动。对于不久前日方提出的举行中日外交、安全“2+2”对话的建议，我认为中方应予以认真考虑（可先从副部级做起），这将有利于提高双方外交安全对话的层级，促进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此外，除争取早日实现中国防长与日本防相、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与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的对话与互访外，双方还应考虑适时、逐步开展两国陆海空部门的对话交流及进行海上搜救、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联合军演。
第二，中日双方应把稳步恢复与推动两国防务安全合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重点是开展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展半岛无核化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这方面合作曾因两国关系恶化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要加倍努力，使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的共识化为具体行动。如果能建立2+2对话，双方应就此建立专门的对话议题，并可制订非传统安全合作备忘录，以积极推动合作。
第三，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应就双方的安全防务政策进入深入对话。相关对话还可在两国的国防大学和安全智库间进行。这一对话的持续开展将有助于双方减少安全误解、误判，增加相互理解与信任，对逐步降低以至改变双方的军事对峙产生积极影响。
第四，应通过两国间的主要外交安全对话持续加强两国的分歧管控和危机管控机制。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努力更应抓紧进行。针对此前的教训，双方应争取就进行危机管控的两条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一是“始终保持沟通渠道的通畅和发出清晰的信号”，二是“采取重大行动前须充分考虑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再是双方要大力加强热线建设。先要尽快落实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关于在双方防务部门官员间建立直通电话的协议，下一步应考虑建立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高层和两国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的热线。中日曾建立的领导人高层热线在危机事件中未发生任何作用并从此消失的教训要认真吸取。至于加强军事互信措施建设，中日可借鉴中美的做法，优先考虑建立两国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这对于双方加强海上争端管控，特别是东海争端管控将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在进一步管控好双方海上争端与危机苗头的基础上，中日应根据双方2008年达成的原则共识，早日恢复两国东海合作与共同开发对话、谈判。
第六，中日应就共同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达成共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恪守两国恢复邦交时确立的“一中政策”和做出的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承诺，不追随美国的种种错误做法，将对维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在南海，中国将坚持“把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努力方向并希望日方支持中国提出并得到东盟支持的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近两年来这一“双轨思路”取得积极进展，明显缓和了南海形势。
第七，随形势发展，在双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应考虑开展中日美三边安全对话。当前，不利的条件是中美关系恶化，有利的条件是中日关系改善。日本应争取对中美关系的演变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前，美中日三国都曾主动提出过开展三边安全对话，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合作比对抗好，对话比对抗好。”从长远看，开展三方安全对话将有助于改变中国与美日双边同盟的对立。开展安全合作，减少误解，加强危机管理及建立信任措施，可作为三边安全对话的主要内容。
第八，中日还应加强两国间的二轨和一点五轨对话，并逐步扩大对话内容。中日智库间的“危机管理对话”是双方重要的二轨对话，双方智库进行的“海洋秩序与海洋法”对话也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肯定。此外，中日韩智库也曾举行过“网络安全”对话。随二轨对话取得积极进展，这些对话应逐渐发展为一点五轨以至一轨对话。
最后，再补充一点。明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可能应安倍总理邀请正式访问日本，通过这次国事访问中日两国可能形成第五个政治文件。希望这次访问能成为中日实现历史性和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共同为构建亚洲与全球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新的起点。
文件中对于双方的安全关系应写什么内容，双方从现在起就应进行认真的准备。两国元首大阪对话达成的共识中关于“双方应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 “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这三项内容都非常重要，且是此前政治文件中没有的内容，可以明确写入新文件。同时，建议把加强危机管控和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也明确写入。此外，还有两条，一是重建元首或首脑热线，二是中日建立2+2外交安全对话机制，我希望也能成为这次会谈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