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年5月22日举行的第一届“华智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我花了十年多时间对全球治理进行了研究。现在全球治理面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等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治理研究我有这么四句话。第一是历史总结寻启示。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觅启示。中外都有那么一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二是现状研究看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弄清楚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第三是未来展望定规划。我们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而是要展望今后30年、50年的方向，再回过头来看。最后是理论建设把方向。我们要把感性的上升为理性的，具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举措变成战略，从个别到宏观。
今天主要讲以下三点：第一是全球治理的演变和发展；第二是全球治理和东亚合作，也就是区域治理；第三是中国的贡献和面临的挑战，也可以称为国家治理；最后是简单的结语。
一、全球治理的演变和发展
(一)全球治理的前世今生
“全球治理”这个名词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但是人类社会对全球治理的理想、思想和期待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天下观（同今日之“全球治理观”）”可以上溯到数千年前的上古时期。《尚书·立政》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而《礼记》中也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可见，中国古代就存在类似于全球治理的构想。
在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异军突起的浪潮中，国际和全球治理问题逐步突出。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乾隆皇帝和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 ，那个时候我们已是泱泱大国，而美国却还在13块殖民地上艰苦地建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人家后来上去了，美国人的视野比我们宽广。及至当代，全球治理思想则产生于全球化兴起之时。上世纪90年代初，西德前总理、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Willey Brandt）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论思想。199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和德国学者恩斯特-奥托·泽姆佩尔（Ernst-Otto Czempiel）出版了他们的合编的论文集《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标志着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讲话的时候讲过，中国对全球化是有过犹豫和讨论的，对全球治理也是这样。但是我很自豪地说，我们中国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就研究全球治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正式使用“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近了舞台的中央，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情况发生了突变。2012年，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公开使用“全球治理”概念，2015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举行关于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至此，“全球治理”在中国政界和学界成为出现频度极高的词汇，这意味着我们的全球治理意识更加深入。
(二)全球治理的再界定和再认识
现在人们对全球治理正处于一个再界定、再认识的阶段。比如说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西方政界全球治理观的基础是“大国决定论”和“西方中心论”，而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没有政府的治理”，偏重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我认为西方学者的这种界定是不完全的，全球治理需要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行为体中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正在逐步提升，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从公民社会扩大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而言，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华裔的作用不断提升。
从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来说，本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性机制，二是非政府性机制（包括国际著名人士等），三是前两者合而为一的混合体或综合体。具体而言，政府性机制主要指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在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是当代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也是最重要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当年小布什政府无视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奥巴马政府还得回过头来加以纠正并退出战争。现在，特朗普政府闹“脱群”，但美国已无法退回自我封闭的“孤岛”。非政府性机制主要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舆论。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主席在中国申奥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布伦特兰总干事在中国抗“非典”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混合性机制主要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和金融事业、各类重大国际工程项目、各种文化交流机制等，这些机制正在向世界各地和各领域拓展，逐渐形成新的机制。
全球治理事关全球性传统和非传统挑战，其难度、广度和深度可想而知。总的来说，全球治理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治理机制的挑战。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原有机制无法非常有效地应对当前的新挑战。正在形成的新机制需要逐步完善，巴黎气候变化条约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仍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和英国的“脱欧”，对既有全球治理机制形成强大的冲击，迟滞了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机制建设。
第二是治理能力的挑战。当代全球性挑战具有面广、量大、事难等特点，比如气候变化是同老天爷在做斗争，脱贫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是个大问题，综合安全、社会公平也都是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人类社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第三是治理意愿的挑战。当前，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排外主义等迅速抬头。20年前我们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国际上是政治正确的，现在好像政治不正确了。许多受选举驱动的政府不愿在全球治理上进行政治和经济投资，有的甚至还想退回到自我封闭的旧时代。类似于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全球治理和东亚合作
（一）经济合作成就显著
东亚的经济合作可以说是成绩显著。首先，经济增长是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日本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而成为雁型模式的领头雁，如果没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如果没有东盟国家变战场为市场，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翻番，我们谈什么合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要求经济合作。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摆上了议事日程。198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成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的意识和行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10+3”）由此形成。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启动。从此，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框架和主渠道基本形成并延续、发展至今。此外，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即“10+6”)于2011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
最后，经济地区合作必然在地域和领域上向纵深拓展。“10+3”先后走向“10+6”和“10+8”，从经济走向政治。东亚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也不断增加。比如，在二十国集团中，东亚地区的成员就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中国、韩国、东盟10国和蒙古等则是创始成员国；在经济发展理念上，东亚的科技引领和“互联网+”等对全球经济和科技治理的影响也在日益上升。
（二）政治和安全合作步履维艰
然而，任何事情总是由正反两方面构成的。与经济和金融合作相比，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显得相对滞后。一方面，东亚地区深受全球和亚太政治安全的负面影响。亚太地区政治安全的二元结构增加了东亚地区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合作的困难，其中最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围堵。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又提出“印太战略”，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尚且存在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比如朝鲜半岛和海洋争端问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核问题既是二战和冷战的遗产，又是当前众多矛盾的叠加结果。中日在东海海洋的领土和权益争端是东亚两大国家纠缠着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各种原因导致。南海争端不仅是中国和申索国之间的问题，还有东盟之外的其他因素，主要是美国纠集英国和日本等也要插手其间。
（三）地区合作的全球治理意义
地区合作的全球治理意义可以分为地域和领域两大途径的正反作用。一个是地域治理，它遵循从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的双向、多向、正向和反向的互动。战后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全球性机制后，欧共体（欧盟）、东盟、非洲统一组织（后来发展成为 非盟）、拉共体、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则是全球治理的延伸、发展和补充。
另一个是领域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有着客观的需要。人们不要只看到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人们还应看到许多问题确实已经被解决。比如航空海运、卫生防疫、救灾缉毒、打击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多边外交和国际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一时难以全面展开之时，地区和跨地区合作就能发挥重要作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推动全球治理。在经济方面，东亚、欧洲和北美同为世界经济三大区域，位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经济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东亚的经济实力与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政治方面，东亚文化和东亚价值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是全球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地区的诸多政治理念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代表性，比如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新加坡推广的“亚洲价值观”、东盟坚持的中小国家在地区合作中主导作用、上合组织推崇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等，这些政治理念为地区主义和全球治理注入时代的元素和精神。从世界范畴来看，东亚地区的政治范式和政治影响也在不断提高。
在安全方面，东亚地区也始终在探索全球治理。比如，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即“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就明确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明显超越了某些国家基于敌手的军事同盟思想。再如，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获得了东盟有关国家的认同并付诸行动。2018年，韩朝关系转暖，朝美关系转向，朝鲜半岛问题虽有曲折，但是也让人们看到了半岛问题终于出现转机的可能。
三、中国的贡献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和全球治理任务的日益深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创新也将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一）中国的贡献及其思想理论创新
60多年前，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这一愿望正在日益变成现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度贡献率高达30%。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和2030年议程的贡献举足轻重，中国在南南合作和扶贫助困等方面名列前茅，在抗击地区和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犹如中流砥柱。此外，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已成为当代国际事务的一大亮点。例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
对中国而言，全球治理的总体思想包括对时代背景和内外环境的深度认识、对基础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更新、对已有理论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反理论（如反全球化、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全球治理的战略思维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科学地界定任务、目标、条件、途径、布局和部署等，全球治理的政策原则就是要在落实相关的思想理论和实施相关的战略部署时决定道义原则、举措原则等等。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治理方面，中国面临能力、机制、理念和环境的挑战。中国不仅在全球政治安全治理的目标和实际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战略、理念、理论方面的话语权也严重不足。在战略环境上，中国的处境也有相当大的困难。美国如今把中国定位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欧洲和日本也指名道姓地要在战略上“防范”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中国作为“后来者”必须面对许多挑战。其一是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其二是全球经济规则面临重塑，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拟定新的多边规则对中国予以约束；其三是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框架、理念和透明度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全球文化和教育治理方面，中国是“老文明”遇到“新问题”。当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清朝的状元和翰林们的古文比如今国人的古文都要好。因此，光讲几句话并没有多大用，中国要更加有效地维护和推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对话交流。习近平主席在诸多场合多次强调，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中国还要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
四、结语
3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治理任务和挑战将更加繁重，我们需要以更加长远的视野来制定全球治理的长远目标，以更加周密的思考来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任务，以更加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应对全球治理的种种挑战。这些都有赖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的贡献。有鉴于此，本人愿与诸位一起，为中国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