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仁伟，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章来源】本文来源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与构建》
三、当代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逻辑
中国要避免 ２０ 世纪大国权力转移中的历史教训重演， 必须构建新型大国崛起的战略逻辑， 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为国际体系转型和新型大国关系打开通道。
首先， 要深入研究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交替的规律和特征。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老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研究停留在一般、 表面、 零碎的事实上， 缺乏系统、 深入的探讨， 应进一步研究当代新老大国与历史上大国权力转移的性质、 形式和内涵的区别， 研究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与历史上大国相处之道的区别， 研究当代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重性和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性、 渐进性， 研究大国兴衰更替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的关系， 研究国际体系与大国权力转移的关系。
目前国内对新老大国权力转移的研究往往以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为重点， 简单类比大国崛起的过程相似性， 而忽视历史阶段、 时代背景和各自制度性质的区别， 对守成大国的围堵遏制战略重视不够， 对新老大国的合作经验关注不足， 特别是对美英霸权和平移交、 美苏两霸和平对峙、 德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再崛起的过程缺乏研究。这些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因素在 ２１ 世纪中继续存在并有所放大， 这是我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借鉴的重点部分。
回顾从 １９ 世纪末至今， 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角逐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大国权力转移和更替的重点变化。这个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为第一阶段， 新老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核心领域是经济力量支撑下的军事力量， 而决定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争霸胜负的是军事因素即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为第二阶段， 军事因素仍具有重要作用， 但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力量支撑下的软实力因素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冷战结束以来进入第三阶段， 军事力量进一步退居二线， 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更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力和国际体系话语权成为决定胜负的核心因素。当前美国在这两个领域仍遥遥领先于新兴大国。
还应指出， 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 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的战略竞争激烈程度趋于下降， 战略妥协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趋于上升， 这也是相互依存和恐怖平衡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其次， 要特别注意研究守成大国应对后起大国的惯用策略。
守成大国应对后起大国的头号策略并不是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而是形象丑化和制度贬损， 即将后起大国在道义上置于被谴责的地位。无论是德国、 日本、还是苏联， 都被戴上 “独裁国家” 和 “侵略者” 这两顶大帽子。英国和美国则都是以 “民主”、 “自由” 和 “解放者” 的化身自居。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不到一年时间， 苏联就从 “反法西斯盟友” 转变为“铁幕独裁者”， 由此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这顶 “帽子” 一直戴到苏联解体甚至直到现在。
另一项重要策略就是在后起大国和其邻国之间打入楔子， 形成一道隔离区，使后起大国在本地区陷入孤立乃至被包围的状态，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 都对守成大国极为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德国周围的小国都处于德国的威胁之下， 法、 俄等大国都成为德国的敌国， 使英国在欧洲大陆制造均势的战略完满实现。
守成大国还以国际体系、 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等工具为自己找到合法性， 使后起大国不断受到国际法的压力， 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由于守成大国长期以霸权地位掌握着国际法规的创制权和解释权， 后起大国始终处在被审判的地位。在全球治理时代， 美国将更多地利用国际规则、 国际组织、 国际体系来保证美国的霸权地位， 其实现途径就是将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渗透于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之中。 制度性的话语权和规制权就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守成大国发动舆论战和攻心战，不断制造后起大国将要发动战争或者将要崩溃的谣言， 在外部使其邻国感受到威胁， 在内部使其人民丧失自信。同时， 在后起大国内部采取离间策略、 制造民族分裂， 致其在关键时刻出现决策瘫痪———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 这些都是打击后起大国的有效手段。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多层次分裂的结果， 而不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
守成大国在科技教育领域保持优势地位， 使后起大国的赶超势头难以持续，最终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失去战斗力和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科技领域上压倒德日， 对于战争结局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策略大部分是守成大国软实力的战略实施， 后起大国在硬实力的赶超方面毫不逊色， 但是在软实力竞争中最终失败却是普遍现象。几乎可以得出结论，现当代史上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的进退越来越取决于软实力领域的较量， 后起大国的失败大多不是在其初期的硬实力崛起阶段， 而是在中后期的软实力上升阶段。
再次， 中国应认真吸取后起大国应对守成大国的经验教训。
世界近现代史上后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只有个别案例崛起成功。而且，20 世纪新老大国竞争引起前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后半个世纪的冷战， 使人类整体付出惨痛的代价， 其教训极为深刻。21世纪新老大国相处之道必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后起大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我们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包括：
●要冷静判断新老大国的力量对比， 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排名作为大国实力高低的根据， 特别要认识到综合国力方面的显著差距， 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赶超。后起大国的战略目标定位和赶超时间应更长远一些， 切忌急于求成。
●后起大国迅速接近守成大国的过程中， 一般都出现外部压力加大、 各种关系失衡、 守成大国打压等国际环境恶化问题， 可称为 “战略风险加大” 阶段，后起大国的崛起中断乃至失败大多发生在这个阶段。
●由于综合国力的发展规律， 一般硬实力赶超在前， 软实力赶超在后。后起大国为了尽快超越并取代守成大国， 往往更多依靠军事力量来打破平衡， 从而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军备竞赛对于后起大国的致命损害已经在历史上被反复证明。
●后起大国崛起造成国内民众的心理变化， 突出表现在民族主义狂热和复仇雪耻心态膨胀， 由此带来决策绑架和战略扭曲。引导和克服非理性的社会舆论在网络时代尤其必要。
●后起大国应尽力避免挑战和对抗现存国际体系。守成大国一般同时也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国际规则的创制者， 而国际体系的大部分成员已习惯于追随守成大国及其控制的国际体系。后起大国应参与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 而不是另起炉灶。
●后起大国应防止与周边国家形成集团对抗态势， 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甚至四面被围的困境。地缘政治环境应通过利益融合来加以改善， 而不是通过势力范围和军事集团来强行改变和固化。
●后起大国应善于利用守成大国的衰落趋势， 积极提供公共品供应以利国际体系的优化和国际秩序的稳定， 而不是乘机加速守成大国衰败并引发全球和地区危机。美国的崛起成功在于前者， 德、 日和苏联的失败在于后者。
●后起大国应在国内制度建设和国家战略创新方面赶超甚至领先于守成大国。某种程度上新老大国的权力转移取决于制度优势的竞争。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摆脱 20 世纪30年代大萧条并赢得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而苏联的制度僵化则是其冷战败局的核心问题。
中国将不会寻求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 这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甚至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一个主要由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创建和拼死捍卫的国际秩序， 不可能因任何一两个新兴世界国家所发起的挑战而被颠覆”；“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 现有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改变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这个判断是中国吸取以往崛起大国的历史教训， 并评估现存秩序的有效性而得出的结论。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利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机遇， 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而不是受害者和革命者。其路径包括在现有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代表性；使现有国际力量多极化在国际体系中得到反映；寻求改革与重构之间的平衡；构成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与合作平台。
其四， 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与中国合作治理世界。
当代主要守成大国即美国与当代主要后起大国即中国之间的相处关系， 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根本区别。美国自 19 世纪末崛起以来，虽然也遇到过若干挫折 （如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受到过挑战， 或者说没有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取代英国， 打败德、 日、 苏， 都视作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胜利， 而且是 “天定命运”。它认定 21 世纪中国崛起只是以往历史的循环重复， 美国只要把以往打击后起大国的手段集中起来， 就足以压制中国、 滞缓其崛起进程。因此， 美国难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 其思维定式难以打破。从根本上说， 美国对待中国崛起的策略是落后于时代的陈旧战略。因此， 我们可以就此找到这一轮守成大国遏制后起大国的致命缺陷。
美国欲利用其软实力优势占领道义制高点， 将中国置于舆论和制度的负面地位。但恰恰是美国滥用霸权， 引起包括其欧洲盟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连续策动颜色革命， 输出美国模式， 结果造成这些国家长期战乱不休。可以说， 美国每引发一场颜色革命， 就陷入一个泥潭， 反而促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和战略被动， 中国可以借此稳取战略主动权。
美国企图在亚洲利用其盟国体系、 利用大国均势、 利用代理人、 利用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 利用军备竞赛等惯用手段把中国拖入 “安全囚徒困境” 和“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中国已经确定 “亲、 诚、 惠、 融” 的周边方针， 提出“利益共同体” 和 “命运共同体” 的新理念，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亚洲各国都以中国为其增长动力， 不可能重复冷战时期的 “反华包围圈”。美国战略界主流也承认， “对华围堵战略” 不仅过时， 而且也做不到。中国已经大到无法围堵， 围堵中国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美国企图以国际体系来管制、 约束中国， 以此来干预中国内政、 改变中国制度。这个办法对于封闭僵化的苏联体制模式曾经有效， 最终加速其解体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基本上无效， 因为中国本身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而且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相反， 恰恰是美国本身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者， 甚至企图另外建立一套规则体系。中国与美国处于参与当代全球治理的同一起跑线上， 而且同金砖国家一起改变着西方治理体系。美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 它不得不接受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常态。这是过去那些后起大国所不具备的条件。
美国企图以其绝对军事优势维持霸权， 并且迫使中国走上军备竞赛消耗国力的老路。这也是一个过时的老套路。美国财政已经难以维持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 其军费开支还将继续削减， 而财政上依赖中国购买联邦债券的状况也是难以改变的。美国固然拥有领先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优势， 但是中国不是在数量上和整体上与美国争高低， 而是以某些领域快速赶超来打破美国武器系统优势， 美国最终无法保持领先中国 １０ ～ ２０ 年的装备优势， 以 “唯武器论” 为基础的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将被迫改变。这是与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完全不同的结果。
美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压制中国、 掌控全球资源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其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 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 即使低力度制裁也难以做到。有学者预测， 21世纪的世界市场将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 其中14个都是区域一体化集团， 只有中国是唯一的国家主体。因为 “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市场， 不需要与任何国家结成联盟，只要对外开放， 就能融入世界经济”。 其二， 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连美国也不能拒绝中国的大规模资金流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融资， 中国资本与美国资本以至全球资本融为一体， 这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最大变化。其三，中国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高， 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 都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维持的时间越长， 美国的损失越大。其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将打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 人民币、 欧元和美元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可避免， 甚至美元与人民币平分秋色也是可能的。美元只有与人民币合作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才能避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镑没落的老路。因此， 经济领域的中美全球合作将比其他领域更早实现。
现有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就是维护美国世界霸权的理论。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就曾经批评美国学者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及其前途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种理论逻辑的战略选择就是打压任何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对手。但是， 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新型大国， 中美之间的权力结构完全不同， 以往的美国理论和战略对中国难以奏效。按照斯特兰奇的结构理论， 中美之间在安全、 生产、 金融、 知识四大领域都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威慑的结构关系。 美国几乎无法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 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 这种摊牌的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最终是美国将放弃与中国作战略摊牌， 接受与中国合作， 共同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战略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战略前景， 我们也应有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