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4月10日,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以音频会议形式,邀约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疫情对欧洲和中欧关系的影响举行研讨会,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欧盟内部关系、治理模式、欧美关系和欧洲的国际地位等角度,探讨疫情对欧洲和欧盟的影响;分析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包括机遇、挑战和变化趋势等,同时探讨了中欧的抗疫和经济合作等问题。
参加这次研讨的智库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周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黄仁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冯仲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文汇报驻欧洲高级记者郑若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丁纯。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裘援平参加了在线研讨会,并围绕“疫情对欧洲和欧盟的影响”作了发言。
现推出以上几位专家发言观点精编,供各界参考。
疫情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周弘
评估当前的形势离不开对疫情本身的判断。从人类发展历史趋势来看,疫情大爆发是突发性临时现象,但这个临时现象的长短有可能影响人类历史的走向。如果周期短,那么主要问题就是防控。如果疫情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就要学会适应。无论是防控还是适应,都需要一些理念和治理方面的调整。疫情爆发以来,人们对疫情周期的认识在逐步增加,从一开始全无思想准备,到后来了解爆发的周期及传染的普遍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对措施也相互借鉴,既表现了各国的优势特长,也出现了治理方法的趋同现象。
我们今天要评估的主要是:从消极的角度看,疫情带来哪些“并发症”,以及怎么避免或消除;从积极的角度看,疫情对于社会的哪些发展可能是“催化剂”,以及应当如何推动事物向良性方向发展。倘若疫苗要在一年到一年半后,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评估影响,准备策略和政策及资源。中国是这样,欧洲其实也是这样。
一、首先来看疫情对欧洲的影响,主要是对欧洲整体走向的影响
(一)对经济的影响
疫情的持续发展对很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这种压力自然要影响到经济,因此欧洲各国都是在时时根据疫情的发展和严重程度,判断经济可能的走向。在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条件下预测“V”“U”或者“L”的可能走向。欧洲要避免的是“L”趋势,因此各级政府的干预力度都很大。在公共卫生方面前所未有的干预,是要解救生命,防止疫情失控,也是防止经济衰败。这里我们似曾相识地看到了欧洲的一个传统现象:北强南弱。和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重灾国多是南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虽然确诊人数很多,但是致死率很低。这就意味着首先疫情虽然如默克尔所说,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灾难”,德国的卫生体系坚固如磐。前天一位德国朋友写邮件说,“我们已经开始接收意大利和法国的重症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体制来说,就相当于在滚烫的石头上掉了几滴水珠”。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卫生体制不会受到冲击,德国人的制度自信可见一斑。
疫情下德国体制的稳定,对整个欧洲来说是个很大的利好。昨天,五家权威经济研究所预计的德国经济就是“V”,今年负增长4.2%,明年反弹5.8%,说明冲击是短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受到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们是欧盟成员国,欧元区成员国。网络媒体上整体宣传的,似乎只有中国和俄国救意大利,这是大大的虚假信息。后来,马克龙还专门找了意大利,让意大利认清楚,谁是它的后盾。我们评估欧洲的形势,不能离开这个整体。看到德国稳定,还要看到德国对欧盟的影响,看欧盟的决策和权能。其实,欧盟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债务危机,已经相当于有了危机预演。欧盟也通过治理改革而准备了一些体制机制工具,例如欧洲稳定机制(ESM)有800亿欧元现金和6000多亿资本,作为应急工具。如果没有前次那些危机,没有欧元区艰难的财政金融治理及新的工具,欧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虽然有了救急工具,但是欧盟各国仍然十分担心产业链断裂风险,特别是对服务业、小企业和就业的打击。各个国家都在危机时刻不惜代价地动用财政补贴工具。这些窟窿总要填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疫病的蔓延,有序地复工复产,把断裂的产业链补起来。
(二)对社会的影响
欧洲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民众的反应开始是大意,后来是镇定。疫情对于欧洲社会的负面打击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并发症就是企业停工停产,雇员面临失业,小业主失去收入,服务业受到致命冲击。这些疫情并发症本来都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但是欧洲各国都采取了强力的财政补贴措施,让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社会不至于分裂。有的国家补贴业主,有的补贴个人,特别是穷人。这些做法,欧洲福利国家过去都使用过,例如德国在欧债危机时期使用半工资制,社会共渡难关。这次应对也是有条不紊。财政有工具、企业不破产、工人有饭吃、医院不挤兑、复产有组织。例如德国采取的步骤就是系列的,包括医疗保护(医疗物资和后备人员的调动),在公共沟通领域里实行数据和措施的标准化、保证财政资源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充足,在资金准备方面为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减税及补偿、实行灵活工作时间、临时性国有化措施以确保供应链畅通等),通过直接津贴稳定劳动者收入,安排在家教育、移动办公等有效利用隔离时间。这些周全的组织安排可以降低疫情对社会的冲击。
(三)对政府和政党的影响
突发的疫情对于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都是大考,因为是百年不遇,都缺乏准备。但这种危及全民的灾难更是凝聚人心的机遇。总体来讲,欧洲政府的回应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还都比较有力。有些民众开始不适应“失去自由”的措施,但后来也都适应了,毕竟没有生命也就没有自由了。意大利民众70-80%同意政府“封城”“封国”政策。北欧国家地广人稀,隔离与不隔离差别并不太大。欧洲主要国家采取阶梯式的“社会疏远”(social distancing)政策,根据疫情不断后推的策略,也被民众理解和接受了。欧洲国家各主流政党因为疫情带来的“战时场景”,民众都支持率大幅上升。4月2日:孔特支持率71%,默克尔79%(比较3月初上升了11个点),马克龙46-52%,是18个月以来最高。而勒庞,萨尔维尼,AFD都下降了。民族主权国家作为欧洲的根本制度因为抗击疫情的需要得到了加强。
(四)从欧盟层面看
疫情需要根据现实条件进行地理隔离管理。我们要各省市压实属地管理,欧洲也一样,也只能依靠各主权国家。开始时,法国和德国还强调欧洲团结,疫情发展了,只好封锁边界。欧盟没有集中各国资源、统一管理欧洲公共卫生的权能,成员国对于欧盟也没有这个期望。各国之间出现小的矛盾肯定避免不了的,需要欧盟协调。例如有的国家希望早日退出抗疫紧急状态,但这会给欧盟整体安全造成危险,因此欧盟提出要“联合退出”。为了维护欧洲大市场在疫情后不被割裂,还需要集体行动。我们的网络媒体总是不延期发地渲染欧洲不团结,甚至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只有我们在支援欧洲,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欧盟机构虽然授权有限,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欧盟一开始就发出了预警,请各成员国做好迎接疫情的准备。有的成员国过于自信,也是没有料到这次疫情来势如此凶猛。疫情爆发了以后,欧盟所能做的也基本做到了,例如成立协作机制,进行风险防控提出“联合退出”,建立防疫物资和人员的“绿色通道”,实行“灵活的债务纪律”让各国能够快速动用财政工具应对疫情。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ESM(欧洲稳定机制),还有欧盟层面的再分配机制,例如结构基金、团结基金,可以根据需要申请或划拨。当然,欧盟各国之间也有分歧,例如在“新冠债券”的发行问题上就清楚地表现出各国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尽管如此,欧盟还是有一定的资源和工具,冯·德莱恩可以调动1000亿欧元用于全欧的就业保障,还有团结基金和结构基金可以调剂使用。目前看来,还没有出现欧元区财政崩盘现象。也就是说,欧盟此前的一体化趋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逆转,在医疗卫生领域里的一体化程度甚至有可能加强。如果制度不崩盘,疫情过后的欧盟就会坚守住既往的路线和政策。这个趋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没有出现逆转的倾向。
(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欧洲在经历了疫病爆发初期的短时间混乱后,已经开始稳步应对,不仅应对疫病本身,而且应对疫病带来的并发症,包括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以及治理疲软。有些国家甚至不得不动用国防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治理方式虽然关心有多少人被确诊,多少人致死。但似乎更加关心既有体制的适应性和稳固性。例如,如果医疗资源出现挤兑,社会管理政策就收紧一点,否则就放松一点,以保证经济和社会体制不会承受太大压力。维护体制,这也许就是欧洲的讲政治吧。卫生系统承受压力,经济有损失,社会有牺牲,但都掌握一个尺度,是不让“体系彻底崩塌”,让经济社会生活有可能恢复,也不让欧洲一体化和市场经济逆转。疫情中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见的重大危机,而危机过后的欧盟仍然会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力量,而不至于分崩离析。
二、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也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谈谈看法。
(一)经济贸易作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在这次疫病爆发前,中欧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欧盟配合美国,在WTO中提出了九项针对中国的新规则。二是欧盟于2019年制定并通过了限制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新规则,现在应当已经生效了。三是2019年春欧盟在沟通文件里提出了中国是欧盟的“制度性对手(或敌手)”的概念。欧盟的各个层面,包括智库和一些国家提出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问题。这种抵制或遏制态势是否会因为疫病的爆发而加速,还是逆转?中国和欧洲之间经过数十年合作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会加强还是削弱?取决于中欧之间在疫病期间的合作和努力。如果合作的好,合作的精神和方式以及机制可以在疫病结束后延续发展下去,如果处理不好,就必须准备面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和欧盟之间的BIT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现实相互需求。虽然马克龙提出欧洲经济要“本土化、全产业链”,虽然连Brugal这样严肃的欧洲智库都在呼吁欧洲要“重组产业链”,虽然欧洲社会关于“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舆论越来越强烈,在疫病期间,有些欧洲民众对于连普通医疗用品和医药等民生用品都依靠中国进口的事实大呼“不安全”,虽然向欧洲区内转移生产线是有政治需求和舆论支持的,但是大规模的产业重组也是费时耗力,并不经济实惠的。在疫病爆发期间,以“安全”为理由进行产业重组的国家干预尚有可能,疫病过去以后,市场规律还是要重新发挥作用。目前,欧盟以规范市场的理由对在欧洲的中国企业(包括华为)设置了很多障碍,中国需要适应坚持市场规则,跨越新的规范障碍,去实现更高的竞争力,并以市场为原则与欧盟进行更高水平上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市场,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也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要达到中欧经济贸易更高水平的合作这个目标,就必须从中欧共同应对疫情的经济和治理合作做起。
(二)中欧需要提高政治合作的层次
去年末,欧盟机构新一届领导人就职。与欧盟机构和欧盟成员国共同推进中欧关系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希望,也列在欧盟领导人的日程表上。按计划中欧之间今年本应当有一系列的高访,那将是全面梳理中欧关系的好时机,增进中欧高层领导人理解互信的机遇。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高访没有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在中欧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首脑外交受到疫情的一定影响。
在受到疫情的影响的同时,网络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双方网民深度介入中欧之间的交往,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出现对“口罩外交”、“呼吸机外交”等等象征性事件的多种评论,褒贬不一。但网络外交形式并不能代表中欧关系的全貌,甚至核心。由于参与网络外交的表达者的利益、立场、态度都不相同,因此这些评论和解读也并不能代表主流的外交立场。中欧关系需要权威的引领。事实上,疫情爆发以来,欧盟方面和欧盟各国对中国抗疫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当疫情的震中转移到欧洲以后,中方也理所当然地予以回报,双方的医学科学和专业管理人士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些合作的合理延展和深入发展应能使中欧关系别开生面。但是如果“网络外交”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就可能误导中欧关系。因此,适时地提高中欧政治关系的层级,形成中欧抗疫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共识,不仅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的抗疫事业。
刚才说到,疫情的发展坚定了各国人民团结抗疫的信心。在危及民众生命的灾难面前,民众对政府的强力干预是普遍支持的。无论是哪种制度的政府,都需要面对自己国民的生死,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抗疫人类的共同敌人。不同制度的政府之间需要合作,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需要互鉴抗疫的经验和教训。这不是一个“输出制度模式”的时机,也不是讨论欧洲到底是否会分裂的场合,不是“你分裂我,我分裂你” 的游戏。这是一个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凿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机制的良好时机。在大难面前,人无分高低贵贱,国无分大小贫弱,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去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合作才是大政治,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三)社会舆论需要引导
最近以来,中欧之间的社会舆论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此前,双方之间有矛盾有误解。疫情期间,中国抗疫的效率和团结受到好评。欧洲一些舆论甚至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体制问题。但是这种向好的舆论为什么发生了逆转?这里存在有人恶意挑拨的问题,也有中欧双方认识不到位,舆论分寸把握不好的问题。
首先应当形成一个舆论共识:疫情是人类灾难,人类共同的敌人,各国要搞制度合作、求同存异、优势互补、拉紧合作纽带。其次,我们应当了解,欧洲一体化是不可逆的,疫情打击了申根协议,但是最终欧洲区域化还是向前发展,因为倒回去没有出路。全球化也受到了疫情打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有高远的目标,才能引领国际舆论。第三,对欧工作要细致,要考虑到欧洲人民的感受。欧洲走向联合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最怕有人唱衰欧盟,也最怕有人要分裂欧盟。所以,和欧洲打交道,需要处理好欧盟和成员国的关系,不能以偏概全,要尊重全体欧洲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制度。面对如潮而来的舆论攻击,不能乱了阵脚,还需要有利有礼有节,有针对性地交真朋友,办实际事,推动合作向前发展。
中欧关系面临的形势
冯仲平
对欧洲的疫情、欧洲本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客观的看法。欧洲的疫情可能正在逐渐渡过高峰期,上半年预料主要还是防控抗击疫情,下半年可能会好一些。但有不确定性,可能有第二波。另外非洲、中东会不会给欧洲造成一些影响,这是变量。但总体上欧洲本身的防控措施刚开始不行,后来加大防控力度后,意大利、西班牙现在有所趋稳,但还不能叫拐点;有些国家,北欧国家,还有南欧的葡萄牙、希腊这些国家管控比较严,也比较得力,所以问题不大。现在重灾区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
经济上,欧洲的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得看中国,看美国,看其他经济体的情况。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而欧洲最大的经济合作者是美国、中国。所以美国的问题,美国的经济情况和疫情情况,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目前判断,二季度负增长已经确定无疑,疫情对欧洲的经济影响肯定超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德国今年的经济衰退有分析说是5%。
我们怎么看欧洲本身?此次疫情明显暴露了欧盟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欧盟不是国家,但也不是普通的国际组织,处于这二者的中间。用主权国家的要求看它的话,它的问题太大了,太无能了。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国际组织,一体化程度很高,其成员国乃至外部国家对欧盟都有很高期待。疫情下人们想知道这个集团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实际上它的授权是有限的。在危机面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但说欧洲要解体了,这是夸大了。能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的因素远远大于让他们分开的因素。英国欧脱我认为是个特例。英国不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如果是法国要脱欧,德国要脱欧,甚至意大利要脱欧,那对欧洲是伤筋动骨的事,是非常大的打击。
我们观察欧洲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欧美关系。我的总体感觉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欧洲人越来越得出一个结论——美国靠不住了。在此之前,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一些欧洲战略家得出的结论是——把世界交给美国不放心;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是美国靠不住了。疫情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让欧洲人更加相信把世界交给美国不放心,美国是真靠不住了。在这个“靠不住”的情况下,欧洲人就考虑要自强、自主、自立。美国靠不住,欧盟自身又做不到自强、自立、自主,这是欧洲现在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另外,疫情下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改善。这也与欧美关系紧张有关。俄罗斯也有改善与欧洲关系的需求。但是欧洲和俄罗斯关系的大幅改善还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波兰等国家在自身安全上有些考虑,另外美国在波兰这些国家身上下的功夫也很大,不希望欧洲和俄罗斯能够走近。但是欧俄紧张关系的趋缓将是一个趋势。
对中欧关系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
疫情期间中欧展开了积极的相互援助,可以证明中欧关系合作是主流。欧洲国家多,有不少杂音,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中欧关系就可以放心了。事实上,我认为中欧关系最近几年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需要我们动很多脑筋,想好多事情,拿出充足的精力。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说今年是中欧关系的大年,我当时提出了一个看法,大年要有大考意识。疫情让问题更加突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把中欧关系处理好。
欧洲现在最怕别的国家分裂它,它认为美国在分裂它,俄罗斯在分裂它。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在对它分而治之。这次疫情,我们和欧洲国家相互援助和合作。当意大利孤立无援的时候,中国伸出了援手。最近马克龙讲,法国给意大利的援助远远大过中国和俄罗斯。欧盟“外长”写文章说要警惕有些国家利用疫情搞“慷慨政治”。我们不要给人留下趁虚而入的印象。分裂欧洲不是中国的政策。对于这个问题要敏感一些,要经常记住欧洲是一个集体。我们既要援助成员国,还要和欧盟机构通力合作。
还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欧洲和整个世界上大讲特讲全球化的终结,产业链不能太长了,不能太细了。目前欧洲的讨论很激烈。这肯定会影响到疫情后的中欧关系。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我们看欧洲的形势,第一是不能相信“欧洲崩溃论”。欧洲的短板虽然暴露无遗,但不能说欧洲完蛋了。4月9日欧元区财长会议达成协定,拿出五千多亿欧元作为欧盟的援助资金。欧洲现在有27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利益不一样,4月7日欧元区财长会开了16个小时。最终在9日晚才达成一致。利益不同,所以成员国之间争吵很正常。最后寻找一个妥协的办法,使得各国利益最大化。
第二点,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欧关系总体上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在发展。欧洲也在一边走一边看,中国对它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强大对欧洲意味着什么。现在它们的判断是,经济上有合作有竞争,而且竞争越来越大。全球治理方面,它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欧关系过去的十年、五年,全球治理是加法;经济本来提供的是合作的动力,但是竞争增大了,摩擦也多了。最近几年中欧在双边投资协定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是值得的。
在疫情危机下对欧洲问题的五个判断
丁一凡
我大概讲五个观点。
第一个,确实危机没有使欧洲更加团结。过去,危机是导致欧洲一体的原因。每次遇到危机,要解决问题,大家就想办法,最后就找到一个更加一体化,更加联邦制的方法。欧盟成员国就这样不断把主权交到了欧盟手中。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实际上使欧盟更分裂了。最近因为疫情的问题,大家就提出需要帮助危机国家渡过难关,提出了一个是不是欧元区应该发疫情债的问题。发疫情债可以融资,帮助意大利、西班牙疫情严重的国家对付危机。实际上疫情严重的国家也是上一轮债务危机的重要的国家,这轮疫情让他们的财政捉襟见肘,所以下一轮可能又会引起债务危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这种方法其实挺好。但是最近在开网络会议的时候,这个主意就又被否定了,又被荷兰、德国,奥地利、等国给否定了。法国当然支持这个想法,因为统一发行债务,对欧洲真正的实现财政一体化、联邦化是有利的,符合法国最开始的主张。所以,法国无论从欧盟的设计还是从它的运行来说,都想促成这个事。但法国当然拧不过德国,因此最后法国和了半天稀泥,最后也没有结果。意大利很生气,说如果这个事解决不了,未来意大利就会跟欧盟同归于尽,就把话说得非常严重。就是说你如果不帮我的话,那我也会把你拖下去,这个事就说明现在危机并没有使得欧洲能够找到更加团结的趋势。
第二个观点,为什么没有走向更加团结呢?实际上最后还是有几个欧洲文化的背景。我们往往忽视了欧洲文化的背景,我们觉得欧洲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思考问题。但欧洲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思考问题,因为它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希腊文明、是城邦国家,后来在城邦国家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民族国家。民众没有一个更大、更远的看法,它对历史、对国家、对公共管理的认识都是比较有限的,眼界比较窄。但欧洲一体化要走向更大的范围时,民众就不愿意了。欧洲一体化的东西最开始是由一帮欧洲政治家设计的,也就是说是政治精英设计的计划。当时在战后,这些政治精英设计的计划能够发展,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民主过程,没有民主过程参与这个事。这些政治精英看到了当时两极世界的发展,他们有一种担心,觉得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的话,在苏联和美国的挤压下,欧洲就没有活路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战后,西欧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复苏,经济发展好,一体化的措施使得市场不断地扩大,效率不断地提高,经济繁荣。所以,经济朝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政治精英的设计没有问题,老百姓都觉得很好,大家都能享受到越来越好的生活。对于欧洲的一体化发展,大家基本上是支持的多,反对的少,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对意见。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了以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优势非但没有了,而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一出来以后,民众们就开始怀疑,疑欧主义现象出现。他们开始说,经济和社会之所以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欧洲的缘故。如果没有了欧洲,可能这个事会更好一点。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内部的上升,其实跟整个历史变迁的趋势有直接的关系。以前,你只要更一体化,市场更大,你的效率更高,你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所有的事情都更好办。而经济全球化以后的趋势是整个逻辑被打乱了,给颠倒了,这些民众就越来越怀疑,欧洲一体化的趋势是不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环境对他们是不利的。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不断地要求民主化。民主化情况下,他们搞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认为,欧洲的民主赤字很大,所以民众要求欧洲的决策要民主化,要让民众参与。事实是民众越参与,欧洲一体化越遥遥无期。因为民众参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反对欧洲更多的一体化。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宪法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通过这个过程,欧洲的政治精英突然明白了,凡是搞全民公决来决定该不该搞欧洲一体化的决策,基本上都失败了,跟英国脱欧是一样的。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上,如果用全民公决,很少有不失败的例子,因为老百姓不赞成。当年在通过欧洲宪法条约时,法国和荷兰用了全民公决,结果都失败了。所以,后来通过代替欧洲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时,这些成员国都用的议会投票,绕过全民公决。欧洲的政治精英知道,越搞民主,欧洲一体化这个事越不成。因此,欧洲在危机中越来越难走向团结。
第三个观点,这次危机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所以它的表现还比上一次稍微好一点。上一次是债务危机,当时欧洲内部的团结比现在还差,因为涉及到直接的利益。这次有几个问题使得几个大国表现稍微好一点。首先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跟当年的债务危机稍微差一点,债务危机也有人道主义,这次好像更突出。所以德国向法国、意大利等国开放它的医疗体系,开放它的医疗救助,可以救助一些人。这些做法对于改善德国在欧洲内部的形象有一定的帮助。德国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欧洲。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显得德国这个欧洲的老大在欧洲太不负责任了。有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在里头,虽然他在这方面做得比上次好得多,但是其实有一点被迫无奈的感觉。
第四个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更加难处。中欧关系难处,在于中国有一个对外援助的逻辑,跟中国自己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我们自己在中国社会里做法是一直如此,对外也是一直如此,我们总是在别人特别极其困难情况下就愿意帮助别人。因此在欧洲几次危机中间,不管谁召唤,我们一般都会积极的回应。但是我们这种做法实际上干扰了一些欧洲大国的打算。比如说在上一次欧债危机的时候,我们去出手援助希腊,援助西班牙,援助意大利,这一下子就得罪了德国。因为我们帮助了希腊和意大利等国以后,就使得他们度过了难关。但德国当时是特别希望借这次危机来惩戒一下这些欧洲国家,惩戒希腊,惩戒意大利,让他们更加服从德国的意志。特别是在财政纪律上,你必须得服从我。你服从我,我才能帮助你。债务危机成为德国让陷入危机的国家服从德国的一个手段。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帮助了希腊,使得他们有本事能跟德国人叫板了。所以德国人就不太满意。这样的背景是很奇怪的背景。我们出于自己的文化和逻辑,我们觉得回应别人陷入困难的国家,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们却打扰了这些大国的做法。而且从债务危机以来,我们在欧洲的做法引起欧洲大国的担忧,认为会不会分裂欧洲。现在,有的欧盟领导人对欧洲分裂有担心,所以故意讲点台湾当局的好话。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未来中欧关系的难点在哪里。
作为结论,讲最后一个观点,讲未来中欧关系的挑战。中国一直是支持欧洲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欧洲的联合,欧洲的统一是符合我们主张的多极世界的。我们对欧洲统一的支持还是从毛、周时代延续下来的。毛、周时代,中国就认为我们要支持欧洲的团结,支持欧洲的统一。因为欧洲只有统一起来以后,它才不会服从于美国和苏联。所以它自然会争取成为世界的一极。支持欧洲统一,欧洲会成为我们有用的支柱。在这个逻辑下,我们支持欧洲统一。但是我们未来支持欧洲的统一又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跟欧洲一体化的规则相关,也就是它到现在为止无法修改的一个规则,就是欧洲统一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所以它不是按人口多数来决定,而是按照一国一票。在一国一票的情况下,这些小国自然会想办法在决策过程中,不断地去阻挠欧洲朝着联邦化的方向发展,而这些小国对中国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欧盟里的小国,如果对中国的需求加大,而中国对他们的援助加大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利用中国去跟欧盟的机构讨价还价,未来这种趋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的逻辑一定是你求我帮助,我一定会回应你。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种趋势很难办。一方面,是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事逻辑,我们不可能完全去迁就一些大国或者欧盟机构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欧洲一些大国是联邦主义背后的推手,在这些大国和欧盟层面上,欧盟机构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会改变,所以未来的中欧关系一定会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得明白这种现实。
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现实,但是保持非常好的技术合作和自由贸易,对中国和欧洲来说都是有帮助的。我们要尽量让中欧关系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放弃我们行为的前提下,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让它变得更透明。你也不可能指望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出现太大的变化。我不是特别乐观,但也不算悲观,就讲这些。
如何扭转中国形象在欧洲舆论上的恶化趋势
郑若麟
这次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很有可能处于历史性倒退的前沿,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为什么呢?我一直说统治着欧洲的有三大权力:资本、政权和媒体。“资本”有很多全球化问题,特别是疫情之后欧洲跟中国在产业链变化方面,都会发生各种问题?但这些都可以谈判,都互有利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离不开中国。“政权”也是,这次通过卖一点口罩,我们跟法国就达成了搭建“空中桥梁”的协议,政权跟中国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欧盟政权”暂时也同样离不开中国。
但是,在“媒体”即舆论领域,我们则真正面临着严峻局面。它的严重性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欧盟现在在疫情防控上遭遇一场惨重的失败。无论是病毒的传染,还是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率,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这种背景下,欧洲必须有到一个“甩锅”的对象——于是,中国便进入其视野。用甩锅的方法把责任推给中国,是减小欧盟在抗疫领域的这场巨大失败的惟一方式。欧盟的突破口,是在舆论上非常明确地指责“中国隐瞒了疫情”,而且“在疫情的严重性上撒谎,说死亡率低”,导致欧洲没有真正重视疫情,从而造成了欧洲今天的被动局面。这个说法正在成为欧洲的普遍认识。如果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扭转这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疫情结束以后,就被他们置在了被告席上。
所以这是一场舆论战。焦点有三:第一点,欧洲有人正在越来越明确地把中国说成是疫情的爆发之源。我们都知道,说中国是爆发地都不一定正确,因为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写得那个推特非常明确:美国的大流感跟新冠肺炎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有找到真正正确的答案。但是在欧洲舆论上,不仅不少人已经认定中国是新冠病毒的爆发地,而且还是发源地,这个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第二点,不但中国被他们说成是发源地、爆发地,而且大概从湖北开放、武汉开放以来,从清明节以来,中国正在被说成隐瞒了疫情真相,包括中国的死亡人数都被说成是虚假的。对此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涉及到这场人类大灾难的责任人到底是谁。
第三点,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武汉一位作家的日记将要在美国,同时也要在欧洲的德国出版,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会推动在欧洲舆论上确定中国抗疫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因为隐瞒、撒谎导致了欧洲的失败。这样一来,我有一个预见,在这场新冠疫情之后,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采取一些有效措施的话,在未来几个月内的中欧关系上,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将更趋于恶化。如果中国的形象在欧洲急剧恶化的话,在欧洲未来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和欧盟领导人,都会因为舆论因素而跟中国的关系走向恶化。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避免中国形象在欧洲疫情之后持续恶化。那么我们在舆论上应该做哪些工作来扭转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急剧恶化?
这个当中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做法。我们只有在一个一个的小事情上,具体地去一步一步地做,我们才能扭转欧洲大舆论上中国形象恶化的趋势。在应对西方舆论方面要有条不纹、心中有数地一步一步去展开工作,要以长期、耐心的方式,来逐步扭转中国形象在欧洲恶化的趋向。如果听之任之,不仅没有扭转中国在欧洲的形象,甚至在一些本来有利于我们的事务上,也趋于被动状态。
比方说口罩问题。口罩问题本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仅中国主张人人要戴口罩已经被疫情事实证明是一个正确的方针,现在欧洲已经在向中国看齐,我们应该可以在这个领域大做文章;另一方面中国现在也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口罩提供者。中国首先主张使用口罩,现在又向急需口罩的欧洲提供的其所需的几乎90%的口罩,这本来对中国形象是非常正面的细节,但是在欧洲却演变成了负面细节,为什么?就因为欧洲有一些反对派,比方说一个反华的汉学家瓦蕾莉·尼凯(Valérie Niquet)就天天在所有媒体上都说中国正在高价向欧洲倾销口罩,而且利用口罩对欧洲提出了很多讨价还价的要求这完全不是事实。但我们却没有在舆论上去认真、严峻地去反驳她。结果倒好象她说的才是事实。中 国似乎在口罩问题上趁火打劫,在“发不义之财”……事实是欧洲所依赖的中国口罩,中国实际上是用低价甚至于几乎是成本价卖给欧洲的。我注意法国有一个喜剧演员迪厄多内(Dieudonné)说到这个事情时非常实事求是。他在中国买了很多口罩分送给他的朋友们和社会人士。他明确地说中国卖给欧洲口罩的价格非常便宜。尽管这位演员名声非常大,但因为处于反对派位置,因此他的话在欧洲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我们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就应该一方面强烈地反驳反华汉学家瓦蕾莉·尼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要将其批得体无完肤;而另一方面则因为全力支持喜剧演员迪厄多内,要让他的声音传遍欧洲。这样的事例我可以举出太多太多。
对反华的言论、声音,我们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驳斥,这是专业的问题。应该针对舆论上的一些对象进行专业的反驳。
疫情对欧洲经济形势与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丁 纯
一、对疫情的认识
关于疫情,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是非经过不知难”。整个欧盟现在是有77万多的累计病例,有将近6万多人的死亡。欧洲真正的重视疫情,是在意大利出现了非常严峻的问题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这其实是认识过程的问题,但这也影响到欧盟后面对疫情的应对。
第二句话是它有给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感觉。各个成员国和欧盟就疫情发出的预警其实并不晚,尤其是欧盟在疫情比较初期的时候就召开了卫生部长理事会,做了很多相关的部署。对欧盟疫情的评估现在讲还太早,我们还是低调地观察为好。
二、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及其政策应对
欧洲内部对这次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有比较严峻的预估,也有相对比较乐观的评估。尽管疫情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和下跌,但总体上来讲还是可控的。这涉及到到欧盟、欧元区疫后的经济走势和恢复的问题,比较多的争议主要是集中在V型的快速反转,还是U型比较缓慢的复苏的争论当中,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判断可能是U型的反转概率大。
在经济政策应对方面,短期的重点,是尽可能地维持整个经济活动和民生的正常持续,尤其是救助中小企业及照顾那些弱势群体或者失业者。欧盟以及欧洲成员国启动相应举措的速度比当时欧债危机时要快,相关举措的力度也比较大。不算新的财长会议的决议的5400亿欧元,欧盟和成员国一共欲筹措投入2.77万亿欧元。从各个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看,基本举措首先是通过贷款担保或直接给钱的方式保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存活,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破产;其次是通过各国本身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出台众多的专门化举措补助弱势群体;还包括主要专针对劳动力市场的资助。
从总体的分工来讲,以各个成员国采取应对措施为主,欧盟为辅,主要依赖财政政策,也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上,主要以欧央行为主。欧盟同意各个国家突破原先3%甚至后来更严格的2.5%的财政赤字的限制,允许各国去超规模地做财政投入是最大的绿灯。但是,欧央行用货币政策大规模放水一定会损害到经济比较强的德国、荷兰或者北欧国家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所造成的长期问题,欧债危机当中出现过,现在还会继续存在。
从长期来讲,有两个问题对欧盟来讲非常严峻,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欧洲内部产业链的问题。如果是4月底基本上渡过危机、上半年能够控制住疫情,对产业链的破坏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但如果是疫情长期化,对产业的破坏就比较严峻,尤其是要考虑到疫情全球的传播和因疫情所造成的物流规模、速度、效率的降低等。第二,可能因重债负担导致再度欧债危机。欧央行前期大量的灌水和各国财赤投入埋下了祸根,现在取决于疫情的长短。简单来讲,危机进行过程中甚至危机过去以后,意大利和西班牙国等债务重财政状况糟糕的国家如果不能够快速恢复增长的话,这些国家就会成为原来欧债危机当时的希腊。
但是我总体感觉,这次疫情欧洲的经济应对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欧委会非常积极,德国的担当也非常重要。
三、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
有关一体化,我的感觉是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对一体化的前景比较乐观。比如从政治上来说,欧盟这些在位的政治人物本身的支持率都上升了。根据德国的民调,如果今天选举的话,64%的人会选默克尔继续担任第五任总理,马克龙的支持率也达到了51%,这是自2018年底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其次,疫情反映了马克龙、约翰逊、冯德莱恩、库尔茨等新一代欧洲领导人正在形成的执政风格,他们不太拘泥于政治教条,比较贴近事实,也比较灵活。
从治理上来讲,我也比较乐观。比如,欧盟的卫生领域属于各个成员国的权能,但现在通过这样的危机,成员国的卫生储备系统明显被拉到了欧共体层面。从本身的问题和挑战来讲是“盟退国进”,但每次出现危机时都这样,主权国家会挺进,欧盟会相对弱势。但是随着危机,尤其是度过极端情况,我估计这将会有所变化。总体来讲,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机遇和治理机制上进一步的深化可能会成为主流。
四、有关中欧关系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新一代欧盟机构对中欧之间的问题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容克那一届将中欧关系定格为经济的竞争者和体制的对手,这个相对比较负面的定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新的一届领导机构还没有明确的讲法,这本身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第二,现在总体情况是整个中欧关系从原来的合作竞争更多地走向竞争合作。从我们角度来看,必须要从中美欧大三角战略高度去考虑整个中欧的关系和定位,我比较支持现在的定位或者表态,就是强调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
第三,中欧关系的重点就是经贸关系当中BIT(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以及签署。对欧盟或者对整个中欧关系来讲,应该对BIT给予非常高的重视。还有值得关注的欧盟两个经济政策动态。第一个是最近它越来越多地在欧盟层面做产业政策,而且产业政策会随着这次疫情巩固、加强。第二是外资审核的问题。
总之,在中美欧大三角中,我们应尽早做好顶层设计,主动作为,深化中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