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裘援平，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
【文章来源】本文是裘援平博士在2020北京论坛上所作特邀报告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9.11”事件、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的全球性安全危机事件，犹如潮水般一浪接着一浪、一个盖过一个，不断挑战着国际社会应对共同危机的意愿，甚至考验着人类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其覆盖全球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史无前例，再发达的国家在它的面前，也表现得十分脆弱。
纵观世界历史，科技与经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战争与重大危机改变国际政治进程。这一个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及其带来的深刻变化，都在反复地提示我们，世界不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已经步入了全球化时代。我想就此抛砖引玉，一起来关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背后的时代变迁。
时代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尚且不谈，仅仅从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以及构成特定时代、而又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我们顺应历史变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对时代的认定和表述，人们可以有不同标准和不同维度。在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要关注世界范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用综合性标准揭示具有全局性影响和决定性意义的时代特征，把握时代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类社会发展是大的历史时期与阶段性演变的统一进程，不能总是停留在可能延续百年乃至永恒的大时代主题概念上。面对如此宏大的话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各有各的叙事，我只想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粗浅探讨一下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应有的时代逻辑。
任何时代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生存与发展展开的。全球化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核心内容，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以全人类的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为主题展开的。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地理世界延展至全球的划时代事件，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发展，已经将今天的世界改造成紧密关联、难以分割的统一体。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其基本特征有的还在持续演变，有的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之中，以“化”的形式呈现演进趋势，但不能因此忽略其核心内容和基本走向。时代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人们的思维导向和战略策略等做出相应调整，甚至是革命性的转变，否则将难以适应、驾驭和影响这个新的时代。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初步看，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方向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层面看，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达到相当程度，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全球化则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演变最基本的动力源。数百年来，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次浪潮。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农耕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将大多数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物流链大循环，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世界经济从国际化、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现在又迎来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通讯、数字技术、云经济、无接触服务等逆势上扬，5G、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科学等科技创新，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快转型，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各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焦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没有给世界大家庭所有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随着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的瓦解，广大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不同程度地参与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市场规律和开放政策的作用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垄断全球化收益的能力相对削弱，利益格局出现新的变动。
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存在种种弊端，产生失衡问题，带来各种挑战，充满矛盾和竞争，应对不当更会加重不良后果，造成一体化与边缘化的巨大鸿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看到的种种失衡、失落、失序乃至危机状况，有些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有些是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和政策不当造成的。逆全球化、反一体化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风潮泛起，“退群”、“废约”、“脱钩”等举动，短期内可能造成局部损害或停滞倒退，但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多领域、多层次继续推进的大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各国相互依存和全球共生系统生成，“地球村”效应日益扩大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各国利益的交织融汇，数字经济更展现出非凡的联通效力，通过远程通讯、大众传媒、国际交易、投送系统和共享技术等，再加上大数据的计算能力，网络让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出现革命性变化，进而加快了社会和全球一体化整合步伐。远的不说，瘟疫流行自古有之，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短短数月间能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无一幸免并深陷其中，只要全球还有疫情，任何国家都难以全身而退。
这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影响空前放大，让国际社会每个成员都真切看到了世界互联互通的社会生态圈，看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人类共生系统，看到了世界整体性发展和“地球村”的大致面貌，也应该看到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荣辱与共、密不可分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中，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场景随时可能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畅想。
在一体化与边缘化并存的世界里，一面是工业化、现代化、科技化快速推进，人类文明高度物质化、数字化；另一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落后，基本生活物资缺乏保障，脱贫、教育、医疗、住房等仍是奢求，精神家园日益空虚被愚昧把持，困扰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长期存在。人们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对世界未知的前途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第三，从政治层面看，国际力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世界格局长期以欧美大国为中心和主角。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从单极独霸向多极化加速演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向南北均衡方向发展。
与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不同的是，演进中的世界格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全球化打破了利益集中垄断局面，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角，其构成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大国成员增多、实力接近、利益交融、依存加深，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需求，对称和不对称军事力量的威慑因素，对大国间冲突对抗和战争形成有力制约，也促使各国更多从本国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出发，以更大的务实性与灵活性权衡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时，国际力量也更加多元，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地区组织联合自强，区域合作机制众多，自贸安排大量涌现，“利益联盟”随机产生，旧式同盟趋于松散，国际机构、跨国企业、网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活跃，尤其是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力量和影响上升。国际舞台角色多样化、国际权力日益分散化、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发展；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强权政治主宰世界、集团势力割裂世界、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历史远去，世界和各国有了更多自主的选择空间。我们既不能再按自然科学概念上的“极”来理解，也不能仅按大国及其相互关系来确定式样，更不能从极与极就是相互排斥与对抗关系来认识。而要从多维多元意义上理解多极化，以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复杂变化的具体面貌和本质特征，避免掉入旧时代的思维窠臼。
第四，从安全层面看，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国际安全威胁重心转向普遍安全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性，即便是原有的传统安全问题，也须用全球化的思维寻求解决之道。我们看到，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仍然是最敏感的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焦点话题或导致紧张冲突；全球和区域大国的地缘战略角逐在持续，各类矛盾引发的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不断；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偏见挥之不去，集团对峙、军事结盟和冷战热战等旧时代的旧机制、旧观念顽固不化。
与此同时，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产生，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21世纪以来发生的几次世界性危机，无一不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和国际经济金融安全，再加上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人口激增和大量迁徙、外空等战略新疆域以及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等挑战，通讯技术革命、社交媒体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日益恶化、瘟疫反复出现、战争毁灭性后果等持续不断的压力，让人们感到人类似乎已难以控制这个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国家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既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也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关联互动，还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缠绕。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不能仅从安全和一国角度加以应对，任何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需要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勠力同心，以公正合理、标本兼治的方式应对和治理。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意识形态偏见、集团式对抗和军事同盟体系等旧安全观和旧安全机制，显然与国际安全现状和时代发展方向格格不入，严重干扰破坏着国际特别是大国安全合作。如果不加以改变，只会使世界陷入乱象丛生、纷争四起的险恶境地，最终导致一损俱损的悲惨结局。
第五，从制度层面看，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议程的焦点，助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
国际关系的历史见证了多种国际治理体系，都是依仗强权和霸权维持的国际秩序，也从来都无法造就长治久安。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广泛参与的多边机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本保障，联合国的成立构建起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原有国际规则体系滞后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安全性质、相互依存局面等时代变化，难以有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有效管理全球性事务。近些年来，应对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共同挑战的迫切需求，促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参与议题式全球治理及相关机制，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防止核扩散的《伊核协定》等国际规则，催生出二十国集团等新兴治理机制，推动了经济金融、公共卫生、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治理合作，对原有多边规则和机制的缺陷多少有所增益。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使多边主义秩序和治理体系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全球意义，促使全球治理从强权掌控向广泛参与、全球共治方向演进。
同时，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也受到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破坏。以实力获取本国优先权的政策宣示，以国家利益为名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契约的行为，用霸凌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意图，其基本逻辑是只要退回到大国权力政治、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过去，全球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这不仅是认知上的谬误，而且将世界推到前进还是后退的十字路口。
第六，从文化层面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大思潮的交锋，成为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主导性话题
在不同文明文化、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如何实现包容互鉴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主义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导致国际社会的长期撕裂和集团对抗。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和全球治理需求的增多，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主题，全球化、全球治理、世界秩序成为重要辩题，如何应对和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更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探索的重点，产生了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种是在全球化引领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这在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战略、内外政策和实践层面都有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为权力政治、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强调民族国家至上、本国利益至上、国家实力至上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一体化、反自由贸易、排外主义等兴起，形成一种运动式的强势负面力量，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严重障碍。
另一种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实践。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暴露出原有主导性制度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引发各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集体反思。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更适应全球化时代，更具有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早在现代意识形态冲突出现前就产生的“治理”概念，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客观视角，考察和处理政府与社会、国家与国际秩序间的关系问题，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理念在拓展，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陆续推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上出现的“创建全球社会”、“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管理全球公域”等主张不断出现，呼唤着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重塑和共同价值。这些新理念新探索的基本前提和总体思路，是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感悟，是对世界整体性发展和“地球村”的关注，是对人类基本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坚守，是对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的狭隘眼界，以世界主义情怀超越国家主义观念的追求。
这两类全球观和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在于，在全球化时代，是笃信动物世界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还是寻求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需要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以人类共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为世界整体和国际社会提供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维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制度框架。
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得益于认清了世界潮流，顺应了时代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40多年前，当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时，中国毅然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和封闭状态，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转型发展，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和贡献者。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看到世界呈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透过变局乱局危局的表象，紧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定力和战略前瞻。在纷乱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走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道路，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妥善处理好与别国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设计，同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衔接起来，在与世界和本地区融合共生中实现发展。坚持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寓中国崛起于国际体系、区域合作和新兴力量群体之中，在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充分合作而非一争高下中，发挥力所能及的建设性作用。坚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遵守法治原则、主权平等、对话协商等国际关系准则，做和平友善、可亲可敬、但不可欺、不可辱的文明大国，最大限度地扩大朋友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顺应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虚心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尊重别国选择自身道路的权力，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与竞争，在与各国交流交往交融中实现繁荣进步。坚持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需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循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谋求领导和主导，超越对抗性竞争，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推进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建设。
中国面向疫情后，对未来五至十五年的发展做出新的规划部署，开启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愿意商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发展质量提升，为世界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的发展能量。
有人说中国的战略不透明、不清晰，那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从来都是以科学判断形势、因应世界潮流为前提和依据的，也是与历史逻辑和时代脉搏高度契合的。新时代，中国更要以天下观天下、从世界看中国，以国际社会成员和世界公民身份，用全球化时代的新视野，内外兼修，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发展中破解难题，在合作中应对挑战，共同推动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