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民主是现代文明治理最为重要和必须遵从的一项公共价值。纵然对于民主的理解有来自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差异，但在生活政治甚至生命政治形态下，认真探究民主价值实现的更有成效的方式，使其具有时代禀赋并不断时代化，无疑是人类文明治理变迁中不容推辞的义务，也是公共生活实现自我治愈必须完成的一门必修课。由此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其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其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本文将围绕公共权力行使的轴线，阐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理解和知识准备。
民主自我认同取向的调适
作为现代文明治理的一项共识性基本价值，“民主终于在今天博得了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其至尊地位一如政治‘神话’，除了供人赞誉和膜拜之外，似乎已找不到与之匹敌的对手了”。反映在政治生活日常场景中，人们对国家制度或者公共政策进行评论时，首先想到的评语就是“够不够民主”，这意味着民主差不多已经成为公众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公共价值。不管公众在言说民主时其准确性程度是否值得推敲，在当今人类公共生活中民主无疑是最为公众看重的一种价值。
然而，民主在公共价值谱系中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能直接成为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恰当路径，或者说，要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提供既不脱离民主一般属性、又多少能增添相对确切理解的角度，可能是深入与准确认知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解决的知识学问题。解决这一知识学问题，首先遇到的是理解视角或者是方法论的转换，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否包含着民主认同发生了某种具有升华性意义的调适？如果存在这一还处于内隐性的事实，那么又该如何使之得以呈现？显然，本文的立场是支持这一判断的，并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理解 ：全过程涉及公共权力从获得到行使的连续性场景，而认同拓展的取向主要是与公共权力行使紧密相关的治理场景中的民主。
检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包含强烈意义性的概念，需要找出一个为其真实性提供恰当而又简明的阐释角度。时至今日，民主知识早已有其家族性概念——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选举民主与参与民主、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等。对这些散落在政治生活不同场景中的现象的罗列，可以开出一长串清单，只不过这很难还原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真意图中。我们认为，如果说民主的发生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可以从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行使两个维度考虑问题，即全过程最浓缩地表达了与获得公共权力相关的民主和与行使公共权力相关的民主。
自近代启蒙思想发端以来，民主理论或价值主要是为人民统治进行的理性辩护，它在坚定地否定君权专制理论的同时，开具的肯定性方案是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得公共权力，进而成为统治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民主政治的知识史主要是以选举为形式的公共权力获得的叙事。然而，人民的统治知识也只能是人民权利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公共权力行使不能获得自恰的民主形式，人民权利实现的饱和性则大打折扣。因此，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其上半场与获得公共权力的选举民主相关，而其下半场无法不顾及公共权力行使问题。
进一步从政治学研究趋势来看，知识积累的想象力和注意力愈加向公共权力的行使集中，例如，《政治科学新手册》认为，“‘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有关政治的研究……就是这些约束条件的本质、来源以及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社会权力的技巧”。如果学者们不是停留于民主的经典启蒙文献和典型政治制度，而是步行在公共权力行使的丰富场景中，应该能感受到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已经降维到丰富而具体的治理行动之中，民主政治的认同逐步由统治权之维的民主和治理权之维的民主共同分享。
民主认同重构的影响效应
遵从人民民主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性要求，非经人民同意的任何政治形式都不具有合法性，这也是民主认同的经典叙事。但在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崛起和不断放大的生活政治时代，这样的规范性要求远远难以满足公众对民主效用丰富化的愿望。伴随着治理思潮的传播和民意对更佳治理绩效的诉求，国家治理者是否能意识到民主认同取向的历史性转变，并进而调适民主价值实现的场景，无疑将深刻影响政府体制、运行机制的伦理观选择，以及公共管理者责任意识和能力的塑造。
然而，民主认同的重构需要补充一个新的实践哲学维度，因为民主认同趋向于公共权力行使或者治理行动时，价值问题将获得优越于规范问题的地位。当代实践哲学认为，规范告诉我们的是应当做什么，我们只能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而价值确立的是一种比较关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值得去做，而且某些善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如果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上半场即选举民主因其决定了民主的本质属性而成为规范，那么其下半场即与公共权力行使相关的治理民主无疑是国家治理应努力去做的大事。近年来，“公共价值被视为解决了现代民主中的缺陷问题”，因此，民主认同取向的重构，放宽了民主的价值边界，言说民主问题的正当性不再定格于合法性，而是扩展至公共性。
民主认同趋向于公共权力行使的民主性，这实际上是民主思想发展到治理时代的产物，相较于近代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民主认同的新趋向不妨称为民主启蒙的新版本。当然，民主终究涉及政治的话题，所以其新趋向影响所及还是在于国家，只不过是定格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而已。实际上，建基于人民主权之上的国家总是在不断构建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人民的诉求。例如，早在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讨论的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紧张关系问题，其实就前瞻性地考虑了国家构建的深层次问题。此外，公法学家狄骥在其名著《公法的变迁》中判断说，“如今，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主转向更能增添公共价值的方向，或者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其知识积累和实践的基础。
民主认同重构产生的长期影响，应该是通过国家再构建的路径解决人民对公共价值的诉求，这意味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于如何围绕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国家再构建的实践。从方法论来理解，重构具有反思的作用，“其任务不是描述现实中的东西，而是按照应该是的样子确立现实东西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一理解给我们一个双重启示 ：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次民主价值认同的重构，并将实现民主价值的问题意识建构导向公共权力的行使 ；其二，选举民主固然是难以消解的事实，描述选举民主的知识努力也是巨量一般的存在，但民主价值认同的重构需要指向公共权力行使所需要的条件。
知识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曼海姆提示说，在认知和理解事物时，视角“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形的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将公共权力行使作为民主认同新趋向的观念，将关注民主问题的视角做一切换，我们则不难发现中国之治行动中蕴含大量丰富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事实，甚至可以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即是从这些事实中归纳而成的理论。
一些事例实质上都可以说明公共权力行使中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例如，在《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对人民在生产、生活和科研活动中的知情权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通过“放管服”改革，这些权利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行政制度设计，例如《信访法》以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和使用的形式，成为人民监督行政权力、诉求权利主张的制度。一些政府治理创新实践，特别是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的“接诉即办”、12345 政务热线、“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智能化政务服务创新，均在公共权力行使中遵循和推进了约束权力、满足公众诉求、提高职能履行绩效的价值，为人民民主提供了参与更便捷、监督更及时、回应更精准的现代化途径。这一系列真实具体的措施，使得人民民主能够与治理过程相伴随，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常化色彩更加丰富。
上述讨论有可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正式的理论形态确认了经典民主言说之后民主价值认同的趋向，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影响效应，在理论上它使得民主价值认同更加完整，在实践上能够促进国家不断再构建，以回应和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需要。
民主认同转向的知识发展议题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理解，一项社会制度存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主流知识的支配性状况。受经典选举民主思想的影响，民主的知识形象大多由与选举相关的制度、场景、行动和符号构成，以至于长期以来讨论民主就得回到选举知识，而选举民主话语不知不觉地成为民主制度的元叙事。然而，这一围绕公共权力获取而确立的民主知识状况，恰恰暴露出其对民主价值认同完整性偏离的弊端，是一种不完整的民主知识。任何门类的社会科学知识都存在公众形象，而伴随民主价值认同的发展，经典民主知识公众形象的危机也将出现。因此，考虑到全过程人民民主承载的公共价值对人类文明治理的重要使命，社会科学自觉探究、积累和传播与之相关的知识，改变民主知识由选举民主话语支配的状况，无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面临的一项任务，也是学术界理当完成的一项自我治愈的任务。
民主知识的公众形象重塑，其正当和有效的途径当然在于转向与公共权力行使紧密关联的实践行动。这里从两个方面的变化对其作一阐述。
首先看从无知到觉识的变化。作为现代性主流话语之一的选举民主理论，长期以来支配了公众对民主政治的知识想象力。随着主权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的变化发展，或者说满足公众获得更高质量的治理诉求而导致的国家再构建的深入，选举民主的支配性知识体系越来越难以解释民主价值转向的实际。从实践和知识的互动来看，“后民主价值”时代正好也是后现代知识急速增长的时代。“现时代社会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性特征在于 ：对分散的学术者群体的制约——如总体化视野、一般化范式风格、‘大理论’模式的权威等等——在此一时代似乎已经放松了它的操纵力量。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场域、生活者眼中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例外情况、不确定性等等，而不再费力地对所观察现象的规律性进行解释。”的确，与高高耸立、带有普遍规律特征的选举民主理论不同，与公共权力行使相伴随的治理的民主知识，可能更加繁杂、多样、不确定，它既有国家层面的元规则，又不乏鲜明的地方性知识。但无论如何，从对其无知和应对其无知而导致的政治社会的尴尬和治理失灵，走向对其开始承认而无偏见、觉识而不蒙昧，从而探究知识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强有力的叙事能力，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新启蒙吗？套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对民主知识的探究不能照着说，而要接着说。
我们再看从认知到体验的变化。社会心理学对行动者塑造的一个独特理解在于体验说，即仅仅在思维上认知还不算角色人格的完成，这得到体验层面去解决，而且别人的体验永远不是你的体验，有勇气进入和面对该亲临的情境是角色人格形成的必经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所需的真实而具体的知识的发现、积累和运用，要求研究者和公共治理者面对新的尚无完整知识的领域，直面与公共权力行使相关的生活世界和具体场景，通过共情机制体验错综复杂的民主权利诉求，提炼出具有描述、解释和规范价值的概念。这一方向的知识求取丝毫不比选举民主来得轻松，因为这些最接近公众生活世界的民主诉求，是无法以选举民主的既有权威知识替代的，与公共权力行使相关的民主的知识，其禀赋和气质是一个时代公众生活世界所决定的，甚至具有后现代知识的共同特征 ：“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事物的能力。”有这样的认知基础，我们再回观中国治理的实际，从所谓的西方经典民主思想出发、从抽象的顶格规范出发而缺乏对生活世界中公众民主诉求的言说或行动比比皆是，时至今日连社区物业管理中的民主价值实现方式都没能获得有效解决，其背后究竟要靠什么样的知识推进问题的解决都不清楚。
所幸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不仅改写了民主价值认同的结构，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公共治理实践者提供了走进新情境、体验新现象、获得新能力的动机。伴随这一知识求取状况的改变，中国民主政治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学科体系的真正中国化，迎来了极为关键的创造性机遇。当然，其历程是艰辛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须走出体制内的舒适区，到体制外的生活世界中面对事实，用心智去体验事实，对事实进行理论概括。
